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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德贵 | 《周易》对传统孝道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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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德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

中国宗教学会易道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

清博书院院长


孝道是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的现实与历史基础,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延伸。而《周易》则建构了孝道的理论基础,《易传》彻底改造了《易经》中的先天平等思想,由所谓“先天不平等”(天尊地卑)的虚构逻辑前提出发,推演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的理论主张。后代的统治者与御用文人,在理论上把这种专制性的孝道观加以细化,在实践中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典范化,导致了奴性化、反科学性、反人性的严重后果。只有彻底抛弃专制基础,对传统孝道观加以扬弃,才能真正古为今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道可说是占据了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地位,更是专制文化的基础与保障。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扩大。孝既是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各阶层个体行为准则的重要判断标准,正所谓”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两件事读书种田,一等人忠臣孝子。”在统治阶级官方确立的《十三经》中,专门设立了《孝经》,由此可见其重视程度。“孝”字最早出于何典,已不得而知,《周易》本书也没有出现“孝”字,但它却创立了孝道的理论基础与根本原则。

作为“六经之首”、“三玄之冠”及传统文化源头活水的《易经》,其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最早的《连山易》、《归藏易》,到后来的《周易》;从周朝时并存的多种版本的《易经》(包括今天的流行本子,新出土的帛书易,以及当时存在,后来消失的本子),到流行本《易传》的形成(春秋前后类似于《易传》的解释性作品也有许多),在一些基础问题上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宇宙产生的先后顺序问题上,《连山易》认为艮卦在先;《归臧易》认为坤卦在先;《周易》则认为乾卦在先。在当时的人们看来,64卦是先天平等的,无论是艮卦为首,还是坤卦为首,或者乾卦为首等,64卦只有时间上的先后差异,而没有地位与作用的尊卑差异,即使是流行本《易经》,也倡导此种平等观念。在家庭问题上,不管是艮卦为父,还是坤母在先,以及流行本《易经》的乾父坤母,大家只有时间上的先后差异,而没有地位与作用上的尊卑差异。不管是何种本子,都强调天地人中人为贵,这种“贵”并不是说人类为尊,自然为卑;而是说人虽然是自然的产物,在时间上存在着先后性,人类应该敬天地,正是因为人类的存在与努力,才真正展现出宇宙的意义。也就是说,不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并不存在不平等问题。尽管这种伟大的平等思想被包含在占卜的体系中,但却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易经》中没有上帝观念,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在天意面前却是人人平等,这种伟大的观念对于专制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首先他们控制占卜方法的民间传播(就像对祭祀权的垄断一样),后来发现“禁而不止”,就开始动用各种力量,以全新的观念来改造《易经》,这就是流行本《易传》的形成。《易传》系统化的理论升华与重新建构,决不是为了抛弃占卜(《易传》的圣人之道就包括占卜),其目的是对占卜的判断标准与内容进行全面的修改,使其符合专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彖传》、《象传》等。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全面确立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这就是《说卦传》、《序卦传》、《文言》等的任务。所以,《易传》对《易经》的改造,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用理性化、逻辑化的高明手段,将《易经》中的“先天平等观”改造成“先天不平等观”;通过理论改造使专制者的意愿变成天意,从而在根本上将占卜变成专制的工具。这种“先天不平等观”的确立,就是由所谓“天尊地卑”逻辑演绎出“君尊臣卑”、“君权神授”、“夫尊妇卑”、“父尊子卑”的理论体系。进一步讲,《易传》把父母与子女在时间先后上的差异,改造成先天尊卑差异,父母与子女之间由平等的相互尊重,变成了君臣关系,“家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父母就像皇帝一样,应该严格按照尊卑的顺序,各司其职,不得越位,不存在平等,这就是孝。而专制只不过是把这种模式加以扩大,这就是后代儒家所反复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基础,也是”忠”的前提。书中还详细列举了天子、诸侯、士大夫、士、平民五个不同阶层孝的具体内容,孝能够成为专制统治的有效手段,自汉代以来的统治者大都对《孝经》表示了异乎寻常的关注,除了公开提倡,不少帝王还亲自参加了对《孝经》的注释,梁武帝有《孝经义疏》,梁简文帝有《孝经疏》,后魏孝明帝有《孝经义》,唐玄宗有《孝经注》,清顺治皇帝有《孝经注》,这就使《孝经》成为儒家经典中历代皇帝注疏最多的一部。

历史上,人们不但纷纷读《孝经》,注《孝经》,阐述其思想,更有许多人仿效《孝经》,作《女孝经》、《忠经》,以期更有效地指导人们具体孝行;亦有人撰《孝经集灵》,集录历代孝行传闻,以印证孝的功能。《二十四孝》更是家喻户晓的普及读本。从汉代起,孝作为证明一个人品德的重要标准而被正式写入正史,《汉书》、《后汉书》的人物传记中已开始述及他们的孝行。从《晋书》始,正史又单列《孝子传》一栏,专记一代孝子的孝行,以示对孝的褒奖和宣扬。“平生果系孝悌廉让,自然做官时不贪不欺、尽忠竭节。”明代崇祯帝的这番话,反映了统治者对“孝”的普遍认识,“孝”也成为历代评价人物、选用官吏的一项重要内容,即“举孝廉”,表明“孝”已是进入官场的阶梯。

孝与不孝,在中国历史上又被纳入了法律条文,汉代法律里就有“不孝者,斩首枭之”的条文,“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反过来,也就是对孝特别厚爱,对因孝产生的过失特别宽容。“子为父隐”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以至于后代出现了许多为父报仇而不与处罚的例子,而且是作为正面的典型来宣传的,这是“情大于法”的根基所在,也为专制披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

从《易传》确立了“孝”的基本原则后,专制统治者是如何从意识形态的强化、伦理道德的灌输、民俗心理的垂范,到神灵的震慑(这也是《易传》神道设教的目的)、法律的制裁、暴力的镇压、全面强化孝道,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从人性的角度看,孝顺父母有一定合理性;从自然界看,生物界是不存在孝顺的,所谓“反哺”与“跪乳”只不过是一种自然行为,因为自然界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而孝顺行为乃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文明进步的表现。但是,任何尊重都是双向的,都是以双方的平等为前提的,单向的、不平等的尊重都是违背人性的。许多人以为西方文化是反对孝道的,这是一种误解,基督教文明强调任何个体都是上帝的臣民,人人先天平等,父母与子女在人格等各方面都是完全平等的,双方要互相尊重、互相爱护,父母有义务养育子女,子女也有义务养育父母,只不过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子女需要对父母从情感上多加关照,不需要经济上的支持。而中国古代的孝道观在很长时间内有合理性(至今还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在农村),即使将来“老有所养”问题完全解决,尊重老人的优良美德也应该保持。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文化的孝道观是专制文化的基础,它是一种单向的、不平等的尊重,这是没有丝毫根据的,而且由此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其一,奴性化影响。既然由《易传》所确立的“孝道”理论,是专制文化的基础,传统人格的培养最终都要被打上“奴性”的烙印,而“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基础就在于“畏父母之言”。专制文化只有一个人是有独立人格的——皇帝,其他人都是要奴性的,而这种奴性的培养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一个非常合适的文化氛围,只有从家庭这一人生第一驿站开始灌输孝道。用“孝”的血亲关系来解释和强调个体对家庭和社会的义务,使人变成家庭和国家的分子,但却丧失了独立人格,也就必然因循守旧,而对君主也会忠心耿耿,这样就可以保证专制天下的长治久安。

实际上,对于《易传》这种错误的推论,古人早有疑义,王充在《论衡》中指出:“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后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夫妇生子非有意而为,乃是情欲冲动的结果,父母于子女只有时间上的先后差异,没有任何人格上的不平等。到了孔融的时代,这位孔夫子的26代孙,居然提出了青出于蓝的结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比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把母子关系看成寄存关系,更为坦诚。而按佛教初期的观点,以生为寄,“先时寄宿此婆家”,只以父母之身为寄宿处,这是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必然结论。在西方文化中,这种思想早已为大众所接受。只可惜上述科学观念被专制思想扼杀,孔融的最后殉道而死,主要罪名正在于此。而初期佛教的“沙门不敬王者、不孝父母”(释迦牟尼本人就是如此),在专制文化的强大压力下,最终不得不让步,既敬王者、又孝父母,反对的声音最后销声匿迹。从根本上切断了一切平等,使本来存在许多合理性的孝道,最终变成了统治阶级培养奴才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其二,反科学性影响。为了宣扬孝道,古人编造了大量的“天人感应”的故事来激励或震慑个体,以保障孝道的推行,从而有效地维护专制。而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也来于《易传》,“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太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易传言先天后天,考之史书所载,人事动于天,而天象变于上,有验于顷刻之间。”到了董仲舒时代,“天人感应”全面化、细致化,个体的一言一行必上感于天。而个体的孝与不孝,更能够感应于天,上天会根据个体的行为给予奖惩。“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就是说,孝与不孝,神明会明察秋毫的,这是决定人的生死祸福的基础。从虞舜的孝感天地使“象为之耕,鸟为之耘”起,类似感应络绎不绝:“涌泉跃鲤”、“负土成坟”、“虎即避去”、“猛兽下道”、“群雁聚集”、“水獭献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个孝子都可以开一个动物园,孝子所能感动的,既有天地,也有动物,不一而足。至于不孝而遭报应的故事,也是唾手可得。这些感应故事,正像宗教的神迹故事一样,都是一种伪科学,只有消除其神秘光环,才能还孝以本来面目。 

其三,反人性影响。提倡孝道,本来是依据人的本性,但过分地宣扬,却走到了人性的反面,除了上面提到的对不孝的严厉惩罚外,古代所宣扬的孝子故事,大部分是违反人性的。“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既然人之品行以孝为最高尚,那么不孝必然是最卑劣的;只要有孝,尽可掩盖或开脱其他过失,而不孝则为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罪过。如此看待孝与不孝,成为几千年的金科玉律,这是违背人性的。在这种非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古代所宣扬的孝子故事许多又是反人性的。从“香九岁,能温席”(反映了父亲的无人性),到忸怩作态、“言不称老”的“老莱娱亲”;从“孝子尝秽”,到“割股疗亲”;更有甚者,“郭巨埋儿”,天理难容。

人之丧亲,既然“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在居丧期间,为了表示子女的孝行,一切娱乐活动都应该停止,包括谈婚论嫁、宴饮游乐、访亲会友。中国历朝大都有这方面的律令,唐朝法律规定,居父母丧及夫丧期间而嫁娶者,徒三年,已成之婚姻无效;居父母丧为人主婚者,杖一百;充当媒人者,杖八十;居父母丧期间生子者,处徒刑一年。对于居丧期间的其他娱乐活动,法律上也有着明确的处罚规定,除了个人在居丧期间不得娱乐,如逢皇帝或皇后去世这样的“国丧”,则全国都不得娱乐。古人居丧,要做到“齐衰、苴杖、居庐、食粥、席薪、枕块,所以为至痛也”。不仅如此,在服期内一般不能洗澡,只有“头有疮则沐,身有病则洗”。到了清代,居丧者不仅不能洗澡,还不能理发。三年治丧,一般不许破例,朝廷规定,父母丧亡,官员必须回家守丧,满三年再续职,因特殊原因也可命令未服满三年的官员出仕,谓之“夺情”。此类规定,既违反人性,又助长了思想的保守性。由孝道而引申出来的避讳,令人瞠目结舌:唐朝规定,如果你要做官,而这官的名称,与父亲或爷爷的名字相同,你就不能干了。例如,父亲名字里有个”安”字,你就不能做长安的县令;父亲名字里有”军”字,你就不能当将军,如果隐瞒,要被判刑。

古代的孝道有没有可取之处?肯定是有的。《孝经》也看到了片面谈孝的弊端,因此提出了”谏诤”。孟子提出”不孝有三”,赵岐为之注曰:

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曲意阿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

将曲意阿从、不为谏诤、陷亲不义,列为三不孝之一,足见对谏诤的重视程度。如此同时,传统孝道也在一定范围内强调父慈母爱,可惜的是,古代社会对孝的提倡,片面强调了臣对君、子对父的忠顺、孝敬,有意强化家长的权利,父为子纲,谏诤这种容易犯上的美德,成了一种纯理论要求,常常被忽略或有意回避。《汉书·韦贤传》:“孝莫大于严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异,子不敢同。”直至“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哪里还有据理力争的余地!不从就是不孝,结果引发了多少悲剧。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虽然历代有所谓谏官,但真正能听进去谏诤之言的皇帝了了无几,否则,就不会显出魏征与唐太宗的英明。随着封建统治的加深,特别是明清两代文字狱的兴起,给皇帝拍马屁用错字都要死(如朱元璋对“则”、“僧”等字的变态忌讳),更不用谈谏诤。所以,彻底清除专制基础,扬弃孝道文化,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继承尊老爱幼的优秀传统,才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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