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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对比视野下的《周易》时间观

时间,是空间的本质,也是一切思想的基础。存在的显与隐,意义的有与无,主体间的共在与否,都是时间的去蔽与遮蔽。理性是一种非时间存在,其最高处,可以是一种无时间存在。哲学上的本体论与演化论,宗教上的最高存在与宇宙的创生,其根本处,展现的正是有时间(时间存在)与无时间(非时间存在)的共在与互补。太极图与十字架,是中西文化异同的最形象、最准确的符号显示,一元与二元,存在与非存在,有与无,关联与独存,内在与外在,灵与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神,主体与客体,理念与神,等等,是否以时间的思维框架为思想坐标元点,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所在,更是二者交流、对话、共在的前提。

《周易》乃“六经之首”、“三玄之冠”,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宇宙观、哲学观、宗教观的理论基础,与《圣经》、《古兰经》、《吠陀经》等都是轴心时代产生的不同文明的最根本的元典。本文将从《周易》的时间观入手,展现中西文化时间观的异同,并进一步寻求未来思想共建的切入点。

   翻开《周易》的文本,“时”是一个根本性的概念,《易经》与《易传》中涉及到“时”的共有58处,经文虽只有一处,但所用与时间有关的文辞很多,如甲、庚,等,有的直接用月日表示。传文57处,加上64卦的时空模型结构,尤其是后来,在象数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中国术数文化中,时间思想得到了全面的阐述,对《周易》及术数文化的时间观的特点进行详细分析,就能把握中西文化的异同,进而互补。

一 有时(时间存在)与无时(非时间存在)。

《圣经》上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逻各斯,同时又详细描写了上帝如何用语言在六天中创造了宇宙包括人类。也就是说,上帝本身是无时间(非时空存在)的,而其创造过程,却体现了一种时间存在。但这种创生,不过是上帝随心所欲的设计。人类与上帝不过是是设计者与产品、创造者与被造物之间的关系,而人类的所谓时间,不过是上帝随心所欲的产物,非时间存在的上帝设计、决定人类的时间存在。这样一来,人类与宇宙的演化不过是一直线,从背负原罪(伊甸园中没有偷吃智慧果的亚当与夏娃,仍然是无时间的),被逐出伊甸园,开始慢慢的忏悔与修行,最终经过上帝的末日审判,或上天堂,或下地狱,中间经历一个具体的时间(或几千年,或几万年),终结历史,即终结时间,最终进入无时间(非时间存在)。

在哲学层面上,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认为,时间具有不定性,因而只能属于同样是不定性的、低层次的意见之列,应该被排除在确定性的、高尚的真理之外。西方哲学的真正奠基人柏拉图,则把无时间性的理念作为本体,宇宙不过是对理念的拙劣模仿,理念与神是一体的,所以,时间就是造物主模仿永恒的摹本。笛卡尔高倡“我思故我在”,为西方思想确立了一种最高的无时间性的纯意识主体,作为逻辑存在。最终经过黑格尔的逻辑体系,回到绝对精神,从而根本上消除了时间,也消除了历史。其间虽有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但最终归于无时。上帝与理念是最高的无时存在,所以,从本质上讲,西方文化是一种无时文化。总而言之,从逻辑与历史的关系看,西方文化是逻辑高于并且统治历史,无时(非时间存在)统治有时(时间存在)。

 而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讲,则是一种时间文化,是逻辑与历史、有时(时间存在)与无时(非时间存在)的动态统一。一方面,时间是中国文化之本,从宇宙演化的角度看,易之三义之一的变易,就是“唯变所适”、“与时偕行”,无论是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64卦,再加上天干地支的时空指示,三元的时空演化,都可以建构起多元化的变化模型,从而预测多种可能性。道家思想的“无中生有”,其本质也是变易,佛学的空、无常、无自性,就是变易。因此,从时间的维度看,亚伯拉罕宗教体系文化只能是一种两世式的直线时间模式,中国的道教追求长生不老的永恒存在,虽然是一种直线式的一世存在,但没有历史或时间的终结思想。佛教则在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中展开时间。因果关系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时间关系,所谓涅槃或成佛,西方极乐世界或净土,也不过是一种精神境界,而且佛教所论述的时空,是超出人类想象力的大尺度时空,不存在时间与历史的终结问题。

另一方面,从本体论看,64卦所形成的,包括干支时空模型所构造的宇宙本体模型,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西方的理念,上帝的道说,也是一种逻辑模型,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固化性,因而,《周易》有“制器尚象”之说,约同于柏拉图的对理念的模仿。

但是,这种类似,只是表面的,根本点是完全不同的,与理念是无时的、上帝也是无时的、无时统治有时的西方文化不同,《周易》的“不易”,是一种动态的“不易”,一种来自宇宙、说明宇宙的有限无边的宇宙模型,是历史或时间中的逻辑,逻辑的历史展现,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而且,从根本看,变易为本,时间为本,有时决定无时,二者在动态中统一。更重要的是,这种“不易”的模型,是逻辑与时间(历史)统一的产物,首先是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或以“河图洛书”为蓝本而形成的宇宙符号模型,这种动态的模型,又可以作为生产、生活摹本,从而制造出具体的文明产品,这是“制器尚象”的真正含义。所以,这种“不易”在本质上仍然是“变易”的。大乘佛教中,“烦恼即菩提”、“入世即出世”,道学中“有为即无为”,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都是同样的思想。

从更大的时空维度看,64卦以未济卦结束,本身就展现了一个大的周期与循环,这种循环,并不是复制,而是一种动态的、结构的、有着随机涨落的大循环,其中蕴含着许多变量,是一种大尺度的循环与周期时间,小尺度直线时间的有机结合。

二共时(关联时)与独时(分离时)。,

逻辑高于历史,非时间存在为本,必然导致时间思维的独一、割裂、外在思想的产生。古希腊前期思想还有时间与人的关联性的看法,但是,自从亚里士多德提出“时间是依先后而动的运动的数目”以后,就确立了西方时间观的基调,时间与人无关了。在神学中,时间既然是上帝的创造,人与时间也必然是一种外在关系。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西方文化确立了自我思维的至上性、明证性、逻辑性的基础后,时间就真正与人无关了,成了一种变成了一种客观的、均匀的、不可逆的单向流逝。牛顿则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时间筐”理论,认为时间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存在,与物质运动无关,更与人的主观性无关。康德提出了时间为主体的先天感性形式与范畴直观,在一定程度上把主体与客体连接在一起,但这只是一种认识论的角度,根本上,时间是与人的存在无关的。黑格尔的庞大逻辑体系中,时间虽然重要,但根本上仍然是理念的从属物,当绝对精神经过一个周期运动返回到自身时,时间就彻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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