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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不同展现的思维模式的差异

关于中西文化思维模式比较的观点可谓汗牛充栋,但说到底主要是思维逻辑起点、思维模型、运算方式、解读方式的异同。由于知识专业与工作背景不同,往往导致不同的解说。宗教学者多以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理性与非理性是否统一作为思维异同的起点,哲学学者则往往以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是否一体作为主要差异点,自然科学学者多从思维模型本身的波性(场性)与粒子性、时间性与空间性何者为主加以区分,数学逻辑学家则以算与证、演绎与归纳的结合与否进行评价。但是,从根本上讲,所有这些分析都是逻辑等价的,思想上是同类的,都是从不同方面分析中西文化思维模式的异同,下面详论。

第一,    逻辑起点的虚与实。如果把中西文化思维模型图形化,可以概括为太极图与十字架。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思维模式是一元化、天人合一、主客合一、思存合一、内外合一、理性与非理性合一的,西方文化思维模式则是所谓二元化、天人相分、主客分离、内外脱节、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的。实际上,任何文化都是合与分的统一,在其根本处都是天人合一的,都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以信仰为为逻辑起点与基础。因为任何文化在其思维起点处,必须找到一种外在的、超越实在的、神圣的基础。而这就在于人类本质上的有限性,有限性人类的思想必然是有限的,以世俗的任何思想作为逻辑起点,都必然是有限的。

具体的思想体系可以某种思想为逻辑基础,文化思维模式最终起点只能是神性的、无限的超越存在。所以,任何文化从根本处,都是天人合一的。静止的太极图就是十字架,运动的十字架也是太极图,太极也是神,神也是太极(也可以称作终极存在,有多种不同名称)。所以,从逻辑的起点与基础看,中西文化都是以神为起点,都是虚与实、道格与神格的统一。不同之处在于:西方文化是宗教大一统,政治多元化,一神论是一统天下,神本身必然是神格、实存为主,道格、虚存为辅。亚伯拉罕宗教体系的上帝,是实存而无形的(反对偶像崇拜,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是以实存的神格为主、虚存的道格为辅的天人合一。但在世俗层面,由于人的原罪与有限性,人永远不可能达到神,只能等待神的救赎,因此,在此意义上,天人相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康德划分理性与非理性界限。这也必然导致西方文化理性思维模式在世俗层面的虚化,即以理念(概念)为思维基础,形成实神、虚理的思维模式。中国传统文化是政治大一统,宗教多元化,神则是以道格为主、神格为辅,神道设教必然是多神信仰。太极图所形成的具有严格逻辑性、实在的天人合一模型,决定了中国文化世俗层面的实在性(符号的具象性)。形成了世俗层面与西方文化主客二元、理性非理性分离完全不同的主客一体、理性非理性合一的思维模型。筮法与大数据、云计算正是不同思维模式的具体体现。

第二, 运算过程的算与证。中西文化世俗层面起点的实与虚,导致二者思维模式运演——算与证的根本区别。在西方数学逻辑中,计算,就是从实际中总结一种计算公式,然后以此计算具体事物,比如距离等于时间乘以速度,可用来具体计算。就是代数,也是一种归纳逻辑运算。证,就是由平面几何的公理系统到定理系统,最后到计算公式系统,是一种演绎推理。在西方文化看来,世俗世界是理念的摹本,只有从这种不变的纯粹理念出发,经过演绎推理,所得出的结论才是永远正确的。而感觉经验,实际数据,意见等感性数据,是变易的,通过计算得到的计算结果也不能保证其正确性。因此,证或者演绎、理念思维模式,是远远高于算(代数、归纳)。在哲学中,西方文化主流都是强调观念论、唯心论的正确性、优先性,客观性则是通过先验形式(如康德的先验时空范畴,胡塞尔的范畴直观)来实现的。即使是实证主义,也最终归入观念。自然科学研究也强调客观性,但由于量子力学的发展,客观性再次变成了观念性。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自古至今,演绎与归纳的分离一直未能解决,算与证就不能统一。

在上述理论的支配下,许多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也认为中国数学逻辑只有计算,没有证明,中国的哲学只是经验的总结,中国的逻辑思维,只有归纳,没有演绎。从当年的黑格尔到如今的杨振宁,无不如此。但是,《周易》所形成的严密的符号体系,实现了算与证的统一。既是一种归纳式的二进制运算,更是一种先天式的符号推理(演绎推理),只不过不是西方式的概念演绎。也就是说,筮法是演绎与归纳的统一,算与证的合一,而不是大数据、云计算的纯粹运算,算与证的分离。

 第三,运算过程与结果的有与无。逻辑起点的虚实差异,算与证的不同组合,算法的符号化与实数化区别,运算模型的相异性,形成了中西文化思维模式的深层异同。

 一方面,计算的简易性与复杂性问题。从本质上讲,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线性与非线性、理性与非理性、常态与非常态的统一。也就是说,要准确预测事物的发展轨迹,必须建立可以同时兼顾两者的模型,而初始状态或微观涨量的极小变动,都会引起系统的巨大变化,这必然导致计算的极大困难。但是,从思维的本质讲,简易性是根本,奥康剃刀(如无必要,切勿多设),大道至简(易简)正是其表达。然而,西方文化思维模型,无论是算与证,都是一种理性有限模型,只能解决可量化、可理性数字化的线性计算问题,不能解决非线性、非理性的符号运算问题。即使是现代复杂性计算(大数据、云计算),不过是计算量的巨大化而已,计算本身没有根本变化。为了解决初始状态(蝴蝶效应)问题,西方现代数学不得不通过模型的多层叠加来解决,仍然很难解决有限与无限的矛盾。而“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易学符号体系,是君子通过有限而无边的模型,简易的计算,“见几而作”(解决“几者,动之微”),解决初始状态、非线性问题,筮法运算是其集中体现,是一种与现代西方复杂性计算(大数据、云计算)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型。

另一方面,计算结果的形式性与概率性问题。两种不同的运算模型,必然形成不同的计算结果的表述 ,简单讲,就是形式性表述与数字概率式的表述。易学运算的符号性,决定了其表述结果只能是形式结构的不同存在态势,而其数字表述只是辅助。如上例高考预测,筮法主要可以计算出小于考试成绩的层次,一批还是二批,一批内,属于一批一还是其它情况,很难得出具体考试分数数字,而大数据、云计算可以得出数字分数,或数字区间。所以,两种思维模型的测不准(精确性问题)性质也不一样。易学筮法运算往往由于其非理性的信息采集方式(无意识)而导致计算结果错误,模型本身不存在错误,但不能重复性计算,是反概率的。现代复杂性计算(大数据、云计算),由于其信息的采集输入的理性化、数字化,模型的逻辑化,其计算结果必须是概率化的,其错误在于对非线性的无法准确把握。

最重要的是因果性与反因果性问题。时空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康德曾经设立的先天综合判断,就是通过时空等先验范畴来规范经验材料形成的。但是,时间与空间何者为主,却能产生不同的思维模型。西方文化是以空间为主的文化,因此,其哲学思想,虽然存在着生成论与本体论两种理论,但以本体论为主,而这不过是空间思维的哲学表述而已,生成论也主要是线性时间。在自然科学上展现为波粒二象的分离,粒子是典型的空间思维,波也不过是粒子的运动形成的空间场。其逻辑运算也是纯符号、纯数字运演,根本没有时间性,演绎为本,归纳为辅,现代复杂性计算,也很难解决时间变量问题。因此,因果问题,主要表现为空间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时间为主导的文化。在哲学上,是以生成论统一本体论,主体客体时空一体。自然科学上是波性与场为主,象数思维模式,更是时间思维的数学化。其逻辑运算(易学模型)则是一种时间运算为主的符号模型,空间变量永远从属于时间变量。因果问题,主要表现为时间的运动。当代西方科技由于相对论、量子力学、多维宇宙、超弦等理论的发展,在复杂性计算中,学者们提出了非因果或者反因果,时间倒流等观点,更有人根据大数据、云计算,倡导一种无因果、纯统计、纯表现,彻底否定演绎。这是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必然逻辑结果,是极其错误的,因果永远存在,只是不是空间性的,而是时间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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