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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理想人格的表现类型

在论述了人格层次思想后,我们应该把重点转向探讨《周易》”理想人格”的表现类型,这些类型应该说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理想人格的各个方面,本书不想一一列举,只想撮其大要而论。

(一)进取型人格。首先看乾坤两卦,”乾坤其易之门耶”,本来是从宇宙论和《周易》的构成上说的,但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此,乾坤两卦在人格修养问题上也是易之门。因为乾坤两卦差不多讲了理想人格修养的主要方面,”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系辞传》)”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所以,我认为,《周易》对理想人格的分析首先是从乾坤两卦入手,提出了”进取型人格”与”宽容性人格”,那么,”进取型人格”包括了哪些内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总体概括,下面分而论之。

1.慎独。”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这里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即龙的问题。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四灵(龟龙麟凤)之物之最重要者,古人认为,龟龙麟凤可通天地人三才,麟为百兽之王,凤为百鸟之王,龟为长寿之王,而龙乃四种动物——鹿、马、蛇、鱼的混合体,龙不仅具有陆地动物的特点——可以在地上行走,也具有海洋动物的特点——居于海底,传说中的龙王即居于海底龙宫,更具有飞行动物的特点——行云吐雾、翱翔苍穹,故为变化之王。因此,中国古人便创造了龙这一形象来作为中国文化的图腾象征,传说中,黄帝曾以龙为官名,但并无确切的考古证据。人类历史上曾有一个图腾崇拜的时代,各部族都有一个自己的图腾,在后来的部族融合中,有的图腾随着部族的消失而消失,胜利者的图腾保留下来。随着融合的加大,一些势力不相上下的部族互有胜负,只得达成一种妥协——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民族,而这种合并的最重要一点便是部族具有神圣性与代表性的图腾如何处置,在我看来,龙图腾的形成应该是以上述四种动物为图腾的部族的一种平等融合,并由此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但是,在《周易》产生以前,这种象征并不明显,也没有得到公认,因为在此之前的文献与考古都很少显示龙,《周易》是第一次全面地把龙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而基督教则把龙作为魔鬼,这也是今日的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下面详细分析”慎独”的主要内容。

“潜龙”是具有龙德而隐的人,这种”潜”是两种状态:处于治世虽有道,但尚未被人发现而重用;处于乱世,因不愿意同流合污而主动潜藏。那么,具有这种品行的君子应如何作为呢?

第一,”不易乎世”。不因为社会的变动而改变自己的人格与气节,也就是说,不管是处于治世还是乱世,作为君子都应该保持自己的名节。处于治世,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较高,正面的人格力量更加占主导,此时的君子应该以自己的一言一行率先垂范。处于乱世,应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绝不随波逐流,破坏了自己的清白。当年的伯夷、叔齐怀思古国、抗议暴力,为保持自己的名节,避开武王的盛情,在首阳山上采薇果腹而不食周粟,最后饿死,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隐士,或许他们的逃避违背历史发展规律,但这种”不易乎世”的精神却令后人大加赞赏。再一个人物是屈原,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的黄金时代,但却是伦理道德基本沦丧的时代,当时的君主与士大夫很少讲究”气节”,特别是奔走与各国的”士”们,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十分注意选择所事的君主,如《孙子兵法》所说:”将听我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竭力坚持”良臣择主而事,良鸟择木而栖”,言无足信,行无准则,朝秦暮楚,大行诡道,视坚持操守名节的人为无用之人。《战国策》载,苏秦之弟苏代问燕昭王:现在如果有人像曾参、孝己那样讲究忠孝,如尾生那样遵守信义,像鲍焦、史鳅一样廉洁自重,在大王的手底下做事如何?燕王答道,果真如此,我将非常满足。而苏代却说,如果像曾参、孝己那样讲究孝道,充其量不过是守候在自己的父母身边,照料他们的衣食住行;如果像尾生那样讲信用,只是不欺骗别人;而像鲍焦、史鳅那样廉洁自守,也只不过是不偷别人的东西罢了。这样的话,谁能为大王奔走于四方,扬威于天下?清廉不能同扬功名于天下并列,信义也不能同雪耻称霸并列。在这样一个道德混乱的时代,屈原为了自己的国家付出了自己的一切,最后因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的灭亡,而纵身跳江,是何等令人钦敬!

司马迁的作为更是千古绝唱,因李陵事件被处以宫刑的太史令,经历着何等的生理和精神打击,一般的情理,最刚强的人此时也可能选择自杀,以死向命运抗争;更多的人则会麻醉自己、苟延残喘;也有的人会放弃自己以前的信仰,而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但司马迁以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勇气,选择了一条超世绝俗、充分体现人类尊严的道路:继续写作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叙述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苦难,张扬为真善美而活、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的光辉理想。这需要何等的胸襟,何等的勇气!

第二,”遁世无闷”。处于顺境时,人们比较容易保持自己的名节,因为此时的舆论会成为强大的激励力量,让君子洁身自好;关键在于当君子处于”遁世”,即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的时候,最能考验一个人的人格品行。古代的君子(士)——当今的知识分子,一直有着极大的政治热情,以匡时济世、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但当他们入仕后,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想色彩和特有的敏感自尊,必然会与以专制为特征的皇权产生强烈的冲突。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干一番事业,必须通过做官,但知识分子本身的气质又无法适应官场上的游戏规则,颈项一硬,就可能导致人头落地。要么牺牲人格,要么牺牲事业;要么是隐,要么是仕,这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达则兼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天下有道,君子扬于庭以正小人之罪则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所以,一种情况是完全同流合污,一种情况是完全隐退。完全入世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有的甚至采取”终南捷径”的方式混入仕途;而完全隐退。又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况且真正的隐士是不为世所知之。如何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进退自如,一直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梦想。这种非仕非隐、亦仕亦隐的心态,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他的《中隐》诗中做了总结:”大隐隐朝市,小隐篱樊丘。樊丘太冷落,朝市太喧闹。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则苦冻馁,贵则深忧患。惟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而历史上能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成功典范是后唐的李泌与五代的”山中宰相”陶弘景。中唐的李泌似乎不大为人注意,其实他与郭子仪一文一武,是当时的两根擎天柱,与郭子仪的富贵寿考不同,李泌是将出世与入世结合得很好的典范。李泌从小便为奇人,强闻博记,精通《易》、老、佛,长大后,长期茹素,久不结婚,在白衣山人与当朝宰相之间,去就自如,真正做到能上能下,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从安史之乱起,他就以师友身份陪伴武宗,在平定安史之乱与促使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五代父子之间和睦相处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泌之为人也异哉!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知。”(《新唐书》)他的好道、茹素、独身,长期以山人自居,一方面使皇帝以师友相待,反而容易接受他的建议;二是减少权贵的倾轧;三是易于去就自如,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通过奇、智、忠、高,去就于白衣山人与当朝宰相之间,进退自如。陶弘景,人称”山中宰相”,从小”善琴棋,工草隶”,读书万卷,他曾被高帝聘为诸王侍读,颇有政绩,但他还是决心隐居山中,自号”华阳使者”,他与梁武帝、梁简文帝父子的关系都很好,连武帝每有征讨大事,都派人前往山中咨询,一月中数有书信来往,梁武帝对他言听计从。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他避免朝廷上的许多人事纠纷,另一方面,他仍和皇帝保持着热线联系,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既可以发表意见,又不用对此负责,而皇帝为了保持”礼贤下士”的美名,一定很尊重他,于是他既能兼寄天下,又能独善其身,名利双收,真正是”龙虎山中真宰相,麒麟阁上活神仙”。

“长乐老”冯道更是出神入化。在五代这样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冯道历四朝,事九帝,三入中书,在相位的时间长达二十年。而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或疲于奔命,或性命难保,而冯道却总能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纷飞的战火,频繁的王朝更替,似乎对他没有影响。他自己也对此很满意,”有庄、有宅、有群书,有二子可以袭其业”。虽然后代的人(从欧阳修开始)用”一女二夫”来形容,但他的”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说明他仍保持洁身自好,并做了大量善事,乃古今出世与入世最成功的典范。

2.诚信。《乾文言》在解释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时说:”何谓也?子曰,龙德而中正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这里讲到了修己与善世的问题,而关键是诚。诚是儒家人格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德行:”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德,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者,非自己而已矣,所以成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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